关于新周期，这是国务院高层智囊的看法

　　第一，中国经济触底并开始转入新增长平台。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个回落的过程。虽然经济学界对这个回落的过程有不同解释，但我们认为这是增长阶段的转换，是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触底，经济转入新的增长阶段。

　　对增长来讲，有三种重要的周期性力量：第一种就是终端需求，即GFP。在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部分叫做终端需求，主要包括消费(个人消费、政府消费)、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中与民生相关的部分。这是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一个方面，类似于经济学里的库兹涅茨周期，是长周期的力量。过去七年的经济回落实际上主要是终端需求的变化，特别是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投资逐步在减速。

　　第二种力量是生产性投资，即GDP中除去GFP剩下的部分。投资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基础设施房地产，这部分已经纳入GFP，另一部分就是生产性投资。生产性投资是中周期的力量。

　　第三种就是存货的短期变动。存货是最敏感、最活跃的。

　　从以上三方面因素判断，中国经济，特别是今年上半年，已经触底并转入新的增长平台，主要是终端需求，即GFP已经趋于稳定。而且，中国经济有可能进入一个稳定增长期。稳定增长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它脱离了长达七年的下行轨道，会逐步稳定并进入L型的底部。另一层含义是经济波动幅度比以前明显变窄。过去两年经济波动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今后整个波动幅度可能变窄，进入稳定增长期。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上半年，终端需求基本稳定，生产性投资不再继续下降，甚至略有回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按照过去的规律，生产性投资应该很快会有比较明显的回升。但是现在，投资者正在观察终端需求到底上升幅度有多大，所以生产性投资是否会有明显回升，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但存货从今年已经开始回落。所以目前总的形势处在一个终端需求比较稳定、生产性投资稳定且有所回升、存货开始下降的阶段。

　　未来，经济增长可能呈现出大L型底边加上小W型的增长态势。所以新平台上增长的波动，更多是由相关指标的边际变动所引起的。

　　首先是终端需求。房地产是终端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研究了房地产融资增量数据，其中在2013年和2014年，房地产融资增量达到峰值，最近几年在持续下降，现在已经到很低的水平上。房地产基本投资在2013年和2014年也达到峰值，之后开始下降。从2016年一季度，房地产投资略有回升，主要是由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出现了明显分化，几个大都市群加快成长，实际需求也是在上升的，这拉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需求相对并没有那么大，某种意义上还在收缩。由此，出现了分化。但是，这个小幅回调并不会改变我们关于房地产投资已经达到峰值、总量会逐步下降这样一个大的判断。所以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房地产投资还会减速。未来房地产投资会进入一种所谓的常态，即房地产投资只增长1%—2%，有些时候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基础设施投资的高峰已经过去，基础设施投资增量在2016年出现了波动，并且也开始下降。在目前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基础设施在终端需求中占比是最高的。但是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建设已经进行了多年，以后的潜力到底还有多大？我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的高点已经出现，目前同样面临逐步回调的态势。

　　今年上半年这一轮经济走强的另一重要动因是出口，但出口已经达到高点，可能会有所回落。而进口与国内的利润走势高度相关，随着目前的利润回升，进口可能会加速。

　　总的来讲，现在经济处在一个终端需求初步企稳、生产性投资回升、存货回落再平衡的过程。因此，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将基本平稳，有可能略有回落，但是回落幅度不会太大。总体看将进入L型的底边的新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很可能出现波动，例如，在这个平台上出现第一次回调。如果回调幅度不是很深，新的增长平台将再次得到确认，中国经济很可能进入一个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比较强的增长阶段。

　　之前，我们认为2017年是一个触底验证期，现在2017年已经过半。现在看来，触底的可能性比较大。但并不意味中国经济触底后会恢复高速增长，进入新的增长周期。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不会出现U型或者V型大反转。即使现在有波动，也是在新平台上的波动，也是新平台逐步得到确认的一个过程。L型增长是很正常的状态。我们不能用一般周期性波动的观点来看待中国经济的发展，因为它正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平台，转向未来新的中速增长。

　　第二，老经济如何转化为新动能

　　中速增长期大体上处在高速增长期结束后与成熟增长期到来之前的区间。中国现在人均收入8000美元，发达国家一般是4万美元以上，美国是5万美元以上。所谓中速增长期，我们认为从人均收入角度来讲，就是从8000美元到四五万美元之间的这段时期。这个阶段的增长动能，主要还是来自一般意义上讲的“老经济”：一是现有的传统部门提升效率；二是新兴产业，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三是在经济增长前沿的开拓性创新带来的增长空间，不过目前这一比重还很小。

　　总之，中国仍处于从人均8000美元到50000美元的追赶期，此时，我们一定要有准确的定位，需要放低身段，认真学习，该引进的就引进，该模仿的就模仿，同时增加创新的部分。但是经济增长的动能，大部分仍来自老经济焕发出的新的增长动能，怎么焕发出来？必须做好加法，即老经济加上新的体制、新的机制、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这就是现在供给侧改革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针对老经济如何转化为新动能，我们提出五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行政性垄断基础产业领域的改革、开放、竞争。这是现在最需要做的。中国制造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之一，是能源、电信、融资、物流、土地等基础产业的效率不高，导致制造业成本过高。所以在这些领域推进改革、降低成本，是目前供给侧改革降低成本的最重要领域。

　　二是经济转型过程中通过企业分化而出现的优势企业成长。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企业会出现分化，有些企业逐步出局，有些被收购或兼并，其实这就是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所谓的创新驱动，只有在这种竞争加剧、分化的情况下才能够出现，日子好过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推动转型升级。

　　三是通过对外对内开放，加快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和社会性服务业的发展。为此要通过对外开放来带动对内开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中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现在仍然有效。

　　四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带动的实体经济优化配置、效率提升。最重要的是从销售领域向生产领域延伸，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优化组合，特别是要发展产业互联网、物联网。

　　五是推动前沿创新，挖掘增长潜能，如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这几年，深圳、杭州、北京等地已经形成了一些创新中心。应该说，我国在创新方面，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变化，这也会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

　　第三，大都市圈是下一步发展和改革的新制高点。

　　中国今后的中速增长期当中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大部分都将发生在大都市圈，所以应高度关注大都市圈的变化。一线城市加快发展以后，各种资源，特别是年轻人会向这些城市流动和聚集，这导致对住房的刚需上升。但房价上涨至如此之高的水平，也有体制、结构和政策层面的推动因素。首先是住宅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重偏低。特别是一线城市，这个比重一般低于25%。最近几年有所增加，但也低于30%。城市建设用地由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农村集体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要和国有土地同权同价、同等入市。农民的宅基地也要创造条件进一步流转，但是至今仍然未能进入市场。房地产税是整个房地产市场发展特别是城市化进程以及大都市圈加快发展进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建设，至今仍然没有出台。

　　更重要的是，我们既有的城市化发展的理念、战略和政策，与现阶段城市化发展的规律有距离，或者相背离。比如对人口的限制政策，虽然一直在限制，但其实也没有限制住。那么，限制人口的做法到底对不对？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面，核心区人口非常复杂，城市问题相当突出。打破困局的出路在于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比如增加住宅用地占城市建设用地的比重；推动城市结构的变化，由过去各种资源都集中在核心区域的城市结构，转变成在核心区外面发展大量的小城镇。核心区里的高校、科研、媒体，还有央企都可以出去，在一个个小镇里面形成自己的产业支撑。人们在这个地方职住结合，这些小镇通过轨道交通连接起来，形成新型的核心城市+大批小城镇的城市网。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还要加快，有些问题虽然敏感，如小产权房的问题，但是不能回避，还是要给它一个出路，同时正本清源。要积极发展长期公共租赁住房，这是住房制度改革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措施或者是新的发展领域。另外，房地产税，也要尽快积极稳妥地推进。

　　大都市圈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新增长点，大部分转型升级、创新驱动，都会在大都市圈里发生。解决大城市的房地产问题，归根到底还是要房地产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优先，这才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