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面分析的精髓在哪里？

　　世界因观察者的不同而不同。

　　——金融帝国

　　股市的上涨与其说是经济的好转，不如说是交易者更乐意于看到好的一面。

　　——金融帝国

　　所谓价值规律，简单的说就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很简单，就是我们电脑屏幕上跳动的数字。那么价值究竟是什么呢？按照某国外书籍的说法，所有的买家都是认为价格低于价值的人，而所有的卖家都是认为价格高于价值的人。

　　那么价值必将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同时这些因素又因观察者的角度不同而不同，并且也决不可能存在价值等于什么的绝对公式。由此看来，市场存在的条件似乎就决定了参与者对于价值的“打分”，从根本上绝对不能是相同的！等一下，如果价格也是需要观察者来打分的话，那么这时价格与价值的界限已经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忽略了资源的价值、科技的价值、资本的价值，而完全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解释价值。也许资本的祖先确实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黄金、石油等资源的价值又如何解释？爱迪生数量庞大的发明又价值几何？在我看来所谓价值，不过是马克思为了他整体的理论体系而主观添加的一个概念，并且他认为价值量应该是绝对的(不受观察者参照系的改变而改变)。

　　也许后来意识到价值不可能存在什么绝对的标准，所以才引伸出所谓价值观的问题。至少在他看来，价值观是有好坏之分的，并且存在一个特殊(正确)的价值观。这说明买家和卖家达成一笔成交时，他们其中必然有一个人的价值观是错的。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经典物理学，为了解释光的传播而引申出一个绝对静止(不受观察者参照系的改变而改变)的“以太”。在我看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那个时代有其巨大的合理性，并且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到欧几里德数学，再到牛顿的经典物理学，最后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脉相承，共同组建了当时一种和谐的理论世界。他们都认为这个世界是简单的、绝对的、刚性的，并且不受任何观察者的不同而改变。

　　上个世纪一位叫做爱因斯坦的伟人松动了经典物理学大厦的一块砖，最终导致了整个大厦的崩塌。遗憾的是，在哲学观和世界观上，当今人们脑子里还更多的保留了亚里士多德的遗风。爱因斯坦告诉我们，相对性原理；量子理论告诉我们，测不准原理。其中无不都把观察者摆到一个最为核心的位置，世界因观察者的不同而不同！

　　对于无数的观察角度而言，他们应该都是等效的，而不会有任何一个角度是特殊的。简单的说，世界在不同观察者眼中是不同的，而所有的观察者的观察并没有优劣、对错之分。

　　如果把相对论的思维方式引入经济学领域会出现这样的结论：价值对于不同环境、理念的人来说可以是不同的，而其中的任何一个结论都没有对错之分。在相对论中唯独光速是绝对的，不受观察者的改变而改变。那么在经济领域只有价格是绝对的，同样不受观察者的改变而改变。这样就能推导出一个有趣的结论：价格是绝对的；而价值是相对的。价格是真实的；而价值是虚拟的。并且价格是唯一的，而价值可以是无限的，同时这无数个不同的价值中并没有哪一个是特殊的。交易者对市场的感受不过是：自身价值观形成的相对价值与市场绝对真实的价格之间的背离程度。

　　价值观是抽象的，它来源于每个人头脑中的信念。有意思的是，我们每个人头脑中的价值观也不是静态的，相反它是极不稳定并且变化多端的。事实上，能够影响市场的因素有无限多，而所有投资者考虑到的问题却是有限的。那么从“冰山原理”来看，交易者的信念都是断章取义的、都是盲人摸象的。市场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交易者乐意于相信什么。对于市场的波动而言，与其说是因为价值的变化，不如说是价值观的变化。

　　投资者的价值观无疑在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而改变。对于大多数交易者而言，他们都存在相信市场是合理的信念。如果股市大幅度的上涨，那么整个行业的所有角色都会寻找股市上涨的理由，从而忽略股市下跌的理由。在这个有上千只股票的股市上，必然会存在250只业绩增长的股票，同时也必然会存在250只业绩滑坡的股票。如果每天分析、探讨一只业绩大幅增长的股票，那么市场将是一片光明而令人兴奋的；但如果每天分析、探讨一只业绩大幅下滑的股票，那么市场将是一片黑暗而令人沮丧的。

　　国外某心理学家做过这样一个试验：让被测者先在轮盘上转动出一个数字，然后再回答“非洲有多少个国家”的问题。最后的实验结果是：转动出大数字的被测者，通常认为非洲的国家数量更多。如果人们对一个数字应该是多少没有任何概念时，那么他们甚至会以(明知的)随机数字作为参照物，思考是比这个随机数更大或者是更小。这说明什么？任何交易者在对市场价值进行“打分”时，都不可能不受到真实价格的影响。

　　比如，2005年交易者思考市场的真实价值比998点更高还是更低；2007年又思考市场的正式价值比4336点更高还是更低？按照信心理论的说法，交易者对市场的信心随着上涨而不断增加，随着下跌而不断减弱。这再一次证明，行情的波动是可以影响交易者价值观的！当然交易者价值观的变化，也同样会反作用于价格。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从前在一个小镇上，只有一个钟表店和一座寺庙的钟声能够确定时间。每天敲钟人都会去钟表店来确定时间从而敲钟报时；而钟表店的老板每天都根据钟声来调整钟表的时间。如果说，钟表上的时间能够左右钟声；而钟声又能够左右钟表上的时间。那么小镇上未来会出现的时间，绝对是不可预知的。

　　有意思的是，所谓价值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概念。他不仅包括能够被经济理论认可的内在价值，而且还包括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价值。比如，炒作价值。1999年小盘基金被炒作到净资产的数倍；2007年的认沽权证再度上演“废纸也疯狂”的一幕；2000年转配股上市被当作一种题材炒作……，有时我在想，什么是真理？任何事情被多次重复后都能成为真理！

　　在大牛市中，配股被当作一种可以低价购买更多廉价股票的题材而被炒作；在大熊市中，配股被当作一种上市公司“圈钱”的手段而使投资者避之不及。配股这种现象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投资者会用什么样的思维来理解。由此看来，坐庄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对价格的操控能力，而是取决于对市场参与者价值观的影响能力。

　　这时的价值规律将变为：价格是所有参与者价值观的综合反映，绝对正确的价值观并不存在。价格作用于所有参与者的价值观，而所有参与者的价值观又会反作用于价格。所谓价值不过是每个参与者根据自己对市场不完全认识而形成的信念，在头脑中形成的观点。

　　难道价值观真的没有优劣之分吗？毕竟巴菲特通过其独特的价值观创造出庞大的利润。如果价值观绝对没有优劣之分，那么基本分析就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价值观存在绝对正确的标准，那么基本分析就能必然的预知未来。有时我在想，是巴菲特的价值观最终战胜了资本市场，还是资本市场的现实迎合了巴菲特的价值观。为什么巴菲特出现在美国，而不是经济泡沫破灭后的日本？假设在大牛市中，某交易者使用一种“独特”的交易策略，每当价格从高点下跌10%就买入。

　　结果震荡中的牛市总是迎合这个交易者的交易策略，而使其获利丰厚。这样一来，与其说是这个交易者的交易策略战胜了市场，不如说是市场迎合了这个交易者的交易策略。也许在巴西、墨西哥、日本，都存在着同巴菲特做着同样事情的交易者，可他们不但没有脱颖而出，反而亏损累累。

　　如果说巴菲特能够必然的战胜市场，我觉得有些牵强；但如果说巴菲特的成绩完全来自于偶然，我同样也觉得牵强。毕竟巴菲特的庞大利润是真实存在的。那么我们妥协一下，没有绝对正确的价值观；但可能存在具有优势的价值观。而这种具有优势的价值观也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也不是事先可知的。

　　价值投资不等于“占便宜”

　　价值投资不是买入好的股票，甚至不是买入将会变好的股票，而是应该买入比大众预期更好的股票。

　　——金融帝国

　　如果你无法获得大众无法得知的信息，同时又没有与众不同的价值观，那么基本分析对于你来说将永远是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

　　——金融帝国

　　单凭市盈率高低，无法判断到底应该买入或卖出股票。在多数情况下，一档股票不会因市盈率很低，即大幅涨升，不要只因为市盈率看起来很划算，即买入一档股票。一档股票之所以看起来便宜，时常有他的道理。

　　——奥尼尔

　　上一节我们探讨了价值的问题，那么我们由此想到：所谓价值投资比拼的并不是股票的价值，而是参与者的价值观。前面我已经说了，价值只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里，而且可以是因人而异的。但这和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价值似乎不同，在市场上似乎还存在一种“市场公认”的价值。往往“市场公认”价值，通常都是与价格呈现背离状态的。

　　如果说影响市场的因素包括已知因素和未知因素的话，那么对于大多数参与者而言，这些已知和未知的因素往往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对于我们这些弱势群体来说，我们并没有资格亲眼所见我们所投资的上市公司，更不用说是详细了解公司内部的运作状况。这样一来我们对上市公司的认识几乎完全停留在媒体传播的信息与评论上。

　　在这个咨询相当发达的二十一世纪，铺天盖地的媒体已经将这种“市场公认”价值的集中认同度大大弱化。要知道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市场的媒体并非很多，那时“市场公认”价值的集中度比现在还要大得多。

　　通常“市场公认”价值包括股票的业绩报告、主流市场评论观点等等。似乎这时每股收益等基本面数据已经成为了不受观察着角度不同而不同的绝对数据。而市场权威研发机构之间的观点也通常是相互受到影响，并且融合成一种市场主流预期。

　　很多交易者就在这里陷入了一个严重的误区！当市场价格远低于“市场公认”价值的时候，那种符合本能的“占便宜”的念头就油然而生。更可笑的是，还美其名曰价值投资。他们一厢情愿的认为，基本分析大师也是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请看看历史上最为有名的基本分析大师的投资案例吧。

　　彼得·林奇是美国家喻户晓的基本分析大师。他分散投资的风格有些独树一帜，他在其职业生涯之中，轮番持有过1400多只股票，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的巴菲特。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他将旗下麦哲伦基金5%(这是证监会所允许的最大持股比例)的资产。按照林奇的说法，如果法律允许的话。他会把基金资产的10%到20%全投入进去。大家知道林奇罕见的重仓行为买入的是一只什么样的股票吗？那是一个持续低迷的汽车行业中，一只濒临破产的股票——克莱斯勒！最终管理巨子卡特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而林奇先生在克莱斯勒上投资获得了50多倍的投资收益。

　　20世纪60年代初，巴菲特所做的一个重大决策，便是大力投资美国运通公司。在该公司爆出“安东尼.迪.安杰里斯色拉油丑闻”时，产生了数十亿美元损失的责任。这次危机的爆发有可能卷走全部的股东权益，使公司的净资产变成负值。而巴菲特将巴菲特合伙公司40%的净资产、价值约1300万美元投资于美国运通公司，买下了美国运通公司5%的股份。

　　如此一来，巴菲特打破了他在一次性投资中使用其合伙公司资金不超过25%这一原则，据说巴菲特合伙公司卖掉这些股票净赚2000万美元的利润。我记得，巴菲特曾经戏称：“如果有什么好消息不必对我讲，但如果有什么坏消息请一定要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