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该纳税吗？

　　2月16日，著名的软件公司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接受一家名为Quartz的网络杂志时，竟然说出他对于自动化科技发展过于快速的担忧。因为这个担忧，所以他认为，确保因为机器人大量出现后的失业工人的生计，最好的方法是我们应该考虑向机器人收税。

　　这种观点从主导世界计算机软件的总裁口中说出，自然是非常的不寻常，引发世界级的震撼，大家纷纷开始思考，机器人该缴税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发问方式，原因很简单，就是机器人不是人，是机器，机器属于人，等于是人的资本，因此向机器人收税，其实等于是向机器人的工厂拥有人企业家加税。

　　这个做法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经营的成本，让自动化的发展企业不能够进行得太快，至少会因为加税的关系而增加支出。增加支出就是增加成本，这会会导致自动化的速度放缓。那么，这个结果是不是盖茨在接受访问时的原意呢？盖茨的原意的确如此，因为他认为，自动化的科技发展过于快速，以至于日后一旦有大量机器人进入生产事业时，或是大量的机器人在制造产品的时候，它们必定会取代现在的就业人口。

　　这些就业人口当中，尤其是以传统产业中的工人，最容易遭到机器人的取代。当这些人大量失业的时候，任何现代社会都会面对大批失业劳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会使国家税收减少，而这些少收的税收，就必须从拥有机器人的资本家手里拿回来。如果这些拥有资本的企业家，面对缴税比例过高，或是量太大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停止发展自动化的企业，至少不会让以机器人取代劳工的时代太早到来。

　　盖茨甚至认为，如果最终自动化的趋势依然是锐不可挡的话，那么这些税收可以用来处理一些例如教学与照顾老人，这种他认为无法被机器人取代的职业与工作。真是如此吗？让我思考一下，盖茨的这种观点，算是做到照顾失业劳工了吗？其实我对于盖茨这位信息界大老板的提议，感到有一点啼笑皆非。

　　让我从昧于事实，限制发展与人道关怀这三点来看，盖茨错在哪里？首先昧于事实。以增加税收负担的方式，想要推迟一种企业的发展，很像是供给侧改革中以增加成本的方式，让产能过多的产业，尽量减产。通常我们对于生产大量污染的企业，会采取这种方式，加以限制，甚至让这种产业及早结束，换成更好的，与更有效能的产业。现在好了，盖茨的建议等于是倒过来，他企图压抑最新的，最尖端的自动化的产业。压抑的结果，纯粹是为了回到最原始的人力时代。这种开倒车的做法，不是很奇怪吗？

　　其次，盖茨那种顾虑失业人口的爱心令人佩服，但如果顾虑的理由，是因为最新科技的进步，这不是显得太伪善了吗？不要忘了，上个世纪七零年代世界进入个人计算机时代时，有多少传统产业的工人因为计算机的应用而失去了工作呢？整个出版界的打字人员与编辑人员，都因为个人计算机的字处理问题的发展，导致一整个行业完全消失。在个人计算机普及之后，我们活在信息革命中的事实，真实的改变了世界中的一切，迫使许多原先存在传统产业消失于无形之中，而且微软公司的产品，正是造成这场信息革命中的主要推动者。而这场革命的主谋者，忽然因为自动化有可能引发大量失业的原因，想克制自动化产业的发展，这不是伪善吗？

　　第三，人道关怀。盖茨基于悲天悯人的心境，想要在一片机器人制造的声浪中，保留教学与照顾老人的行业，并且用从机器人那里抽来的税补助这些行业，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事情非人做不可？为什么这些行业适合所有因为机器人制造而失业的其他工人呢？为什么机器人在未来与人一定会处于敌对的状态呢？盖茨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呢？

　　这些问题都牵涉人道关怀。人应该如何善用机器，才是问题，而不是以人道关怀的理由，为别人做出选择，我们必须知道，自动化科技的发展带来的应该是生活上的舒适与便利，而不是生命中的痛苦与无助。同时，我们知道，任何科技都是为人所用的机器。如果机器都集中在资金雄厚的企业家手中，那么这个老问题，也就是在二十世纪中引发的劳资纠纷与阶级对立的主要原因。但是这个问题并不是阻止新科技发展就可以预防的。真正我们该做的，就是要像微软当年带动信息革命那样，让每一个人因为科技的发展，而获得充分自由发挥的机会与空间。

　　因此，我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活在一个科技时代中，任何走回头路的点子都是有问题的。坦白说，现在的自动化科技并没有发展得太快，而是太慢，以至于我们一直没有办法，达到对于自动化科技充满信心的境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主要原因在于许多像盖茨这样的企业大佬，他们手中握有资金，却不能够接受科技广覆在全球后的好处。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当盖茨的访问稿一出现，欧盟国家立即就表达反对的立场，有趣的是，他们反对的理由，刚好就是人道关怀。

　　【苑举正】目前任职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担任国科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执行委员，台湾哲学学会监事(曾任副会长及理事)，曾担任台湾大学哲学系主任，「国际逻辑、方法论及科学哲学协会台湾分会」(LMPS TW)主席。1981 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政治系，并于1983 年赴比利时鲁汶大学哲学院攻读哲学，获得哲学学士、哲学硕士以及哲学博士。曾任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南华大学哲学研究所副教授、东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并于2005 年转任国立台湾大学哲学系迄今(2009 年升等正教授，2011 至2014 年担任系主任)。任教的科目有：科学哲学、英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哲学概论。对索罗斯(George Soros)的老师卡尔波普(SirKarl Raimund Popper)哲学有深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