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粮食生产的政策支持力度：在今年预算安排“三农”投入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中央财政再增加252.5亿元投入，支持农业和粮食生产，其中的绝大部分将用于农业直补，包括156亿元农资综合直补和50亿元良种补贴。

　　这种对农民直接的补贴，是否能够对通货膨胀产生遏制作用呢？至少现在看来仍然是一个问号。农业是一个附加值较低、效益较差的行业，对粮食生产者的补贴是国际通行的手段，也是WTO框架下允许的绿箱政策。但这种补贴政策与刺激粮食供给的关系不大，对于一般国家来说它的目的是将一部分劳动力滞留在农业，保证该国的粮食安全。

　　我国的粮食直补虽然形式上和世界其他国家相似，但所起到的作用却完全不同。我国农业人口较多，农业人口的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农业人口约为8.7亿，而耕地面积为18.27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仅为2.1亩，除去农业人口中进城务工的1亿多劳动力，人均耕地仍不足3亩。加上我国耕地分布的不均匀，在丘陵和山地地区人均耕地更少。这样的劳动力、耕地比例，即使每亩土地能够获得40元的补贴，也无法使农业人口获得社会平均的劳动力工资。

　　于是，我们虽然认为直补政策是有必要的，但希望通过对直补数量的调整来遏制通胀却难免有些牵强。首先，供需结构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市场化了的粮食价格不会因为补贴存在而降低。其次，由于地块较小，在不增加科技和基础设施投入的情况下，我国农民对土地的耕作水平已经很高，改良性手段提高产量效果不大，例如根据《广东省统计年鉴》,2003年,广东省平均粮食亩产371公斤,2004年为332公斤,2005年为334公斤,2006年也是334公斤,粮食单产在实施直补政策后一直保持在一条水平线上,比实施之前的2003年还少了几十公斤，补贴很难使得供需结构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而现在农村亟需且对生产意义重大的是农业基础设施的缺失，据相关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农村的农业基础建设兴建于改革开放之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对于单个农户来说科技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显得得不偿失，农业增长的瓶颈集中表现在农村公共设施的短板。集中一部分补贴资金用于公共设施的建议由来已久，中央一直对这一建议保持谨慎。其中的原因在于，首先直补政策的本意就是之前对农民利益侵占的补偿，直接发到手中的形式更有利于安抚农民的情绪。其次，农村基层政府的行政能力和监督水平较低，对这一资金真正用途并不能完全保障。在没有一个制度保证这些资金真正用于农业的时候，将它发给农户是一个更好的选择。但是现在直补政策已经被赋予了更多的职能，促进农业生产是其新的任务，我们就不得不要考虑改变和完善直补政策，促进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来实现农产品供需结构的改善。